“东莞仅现有75万头生猪带来的污染排放量，相当于450万人口的污染排放量，化学需氧量排放量达到1.8万吨/年，若要有效削减，相当于要新建一座日处理132万吨的污水处理厂，才能有效净化处理。”按照东莞市市长李毓全所言，污染这么严重、治理的代价这么巨大，禁止养猪当然是一件理所当然，而且是刻不容缓的大事。

　　然而，笔者由此而产生了一个疑问：东莞禁止养猪了，谁来给东莞的居民供应猪肉？似乎可以用建立定点基地从其它地方调进的办法来解决。但是，按照东莞的思路，既然养猪所产生的污染这么严重，东莞要禁，别的地方也应该要禁，否则就是对社会、对大众的不负责任。大家都禁了，又从哪儿去调进猪肉？

　　千百年来，猪肉一直是国人每天都不可或缺的日常肉食品，正如粮油盐一样，必须要保证供应，否则就会引起社会动荡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今年出现的肉价大幅上涨，才在全国范围内牵动了大众的神经，产生了那么大的风波，以致于国家接连出台了那么多的措施来稳定肉价、保障供应。完全可以说，确保猪肉供应，不仅仅事关一种商品的供应，更重要的是事关社会稳定。

　　无论是以环保为理由，还是以“改善市容市貌”为理由，都是站不住脚的。从国家的规定来看，《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》明确规定：“各城市要在郊区县建立大型生猪养殖场，保持必要的养猪规模和猪肉自给率。任何地方不得以新农村建设或整治环境为由禁止和限制生猪饲养。”从法理上看，地方政府也无权单方面禁止一个合法行业的存在。

　　养猪产生了污染，就要禁止养殖，众所周知，工业企业的污染更大，却未见哪个地方禁止来“肃清”工业企业。为什么？因为工业会给政府带来更多的税收，而养殖业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而地方政府沾利甚微。从这个角度来审视，禁止养猪，明显有牺牲农业、牺牲大众利益来保障工业发展之嫌。因为，养殖业的污染在禁令下消失了，就会使一地的污染量大大减少。在禁令面前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权力的傲慢。

　　环保是为了维护大众的利益，保障猪肉的供应也是维护大众的利益，哪一个都不能牺牲，哪一个都不能缺失。养猪产生了污染，我们可以禁养；人也产生污染，怎么办？看来，一味地禁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工业企业有了污染，我们的态度是积极治理。同样，面对养殖业所产生的污染，也应该是积极应对，想方设法进行治理而不是一禁了之。比如尽可能地集中养殖，集中治污；比如采取技术性的措施，来缓解养猪业所产生的污染问题。

　　因为污染严重、因为治理成本太高，就一禁了之，只能用四个字来概括：懒政思维。换句话说，禁止养猪，看起来是一种积极的“作为”举措，深层次的，却是在懒政思维支配下的“不作为”。（邓学志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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